大司农平斛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称量器中的王莽新嘉量为旷世瑰宝，五十年代，古浪县黑松驿出土了一件与王莽新嘉量同样珍贵的铜量器一大司农平斛，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该词条也被收入《辞海》。

1953年9月份，修建兰新铁路时，黑松驿农民在陈家河沿子挖出了一件锈迹斑斑的古物，刮去绿锈，发现这件铜器为青铜质地，圆筒形，有底，口底相等，两边各有一柄，一柄有补痕，另一柄刻有小篆铭文“大司农平斛建武十一年正月造。”根据铭文人们才知道这是一件量器，名叫大司农平斛。由甘肃省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出的文物勘察清理组征收，后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现国家博物馆)。

大司农，在秦代叫治粟内史，“掌谷货”。汉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更名为大农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为大司农，东汉未改为大农。《后汉书•百官三》记载，“大司农，掌钱谷金帛诸货币”，为九卿之一，有卿一人，中二千石，示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下辖太仓令、平准令、导官令一人。各郡国的盐铁官员本隶属于大司农，中兴后，改隶郡县。类似于后世户部尚书，是掌管财政税务的高级官员。

平斛，量器，平，均等，指官府确定的标准，《说文》“斛，十斗也”，平斛，就是官方颁发的标准量器，由大司农下属的太仓令管理。古代的量器，根据大小不同，各有固定名称，西汉叫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王莽时，又增加了一件最小的量器叫“撮”。

平斛的制作，《汉书•律历志第一上》记载：“其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庑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以縻爵禄。”一件平斛，包含了龠、合、升、斗、斛。用铜制作量器，一是“铜”通“同”，“凡度量衡用铜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齐风俗也。”二是“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铜也”。一件平斛，取阴阳之象，“上三下二，参天两地，圜而含方，左一右二，阴阳之象也”。

黑松驿出土的大司农平斛高24.7厘米，外径34厘米，内深238厘米，容量为19.6升，专家推算，东汉一解为19.81升。因有一层铜锈与专家推算有点出入。

这件大司农平解，一柄有“建武十一年正月造”，即公元35年正月，建武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年号。其时，河西走廊早已纳入东汉版图，天水隗嚣已平，征讨四川公孙述也胜利在望，全国统一指日可待。在军事上步步胜利的同时，光武帝致力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光武帝先后颁布了宽刑赦囚、释放奴婢等一系列修生养息的政策。其中就有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大司农平斜在这年正月颁发，就证实了这一点。这时颁发大司农平斛，统一度量衡，既符合老百姓生产生活的需求，也符合皇权统治的需求，客观上起到了稳定、巩固政权，恢复、发展经济的作用，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是大司农平斛，虽是一件量器，其所颁发的县域归属于东汉，是皇权的象征。大司农平斛的颁发，树立并提高了东汉政权的权威性，使刚刚统一的政权政令畅通，管理功效增强，有利于东汉经济一体化，巩固了政权。二是经济上，对恢复因长期遭受战乱破坏的生产生活秩序、发展农业经济有积极作用，可以适应生产逐步繁荣，国势日渐强大的趋势;同时，东汉统治集团中一些重要成员曾经经商，刘秀曾在苑城粜米，吴汉曾经贩马，因而非常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东汉初期工商业发展迅速，商品交换活跃，这一举措符合经济生活的需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况且历代量器大小也不尽相同，据专家推算，西汉一斛为今20.9升，王莽一斛为19.968升，东汉一斛为19.81升，隋朝一斛为王莽三斛，说明后世量器越来越大。范文澜说“官吏总想夺取民财，因之度量衡总是由小变大”。官方各朝量器尚且不同，况且民间大户使用的量器，就更加不同，巧取豪夺更加突出，由此，统一量器不仅是政治需要，也是恢复经济的需要。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三是全国有了统一而严密的核量标准。王莽虽然颁发过量器，但由于政权的腐败和战乱等原因，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大司农平斛的颁发，无论对民间的农业生产、产品交换，还是官方的赋税征收、俸禄支付、军政开销等方都提供了方便，杜绝了诸如赋税征收、商品交换中的欺民枉法、器量不一等现象。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公元35年，继正月制造颁发大司农平斛之后，刘秀分别于二月、八月、十月就奴婢问题三下诏书，保护奴婢生命安全，废除重惩奴婢的法令。这些史料表明了刘秀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决心和力度。

黑松驿是汉代苍(通仓)松县治，大司农平斛在此出土，说明当时推行新斛的力度很大，已颁发到县级政权。其一柄有补痕，说明使用非常频繁，当地经济已处于繁荣时期。大司农平斛，既反映了刘秀对统一度量衡的重视程度，是他在上述背景下恢复经济的证据，也是东汉在古浪建县的有力物证。

选自《古浪文苑》2003年第四期，《武威日报，读者周刊》2004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