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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航海家汪大渊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17-12-04 08:15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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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画《刺桐古港》所展现的商船云集的泉州港,泉州古称刺桐。

提及中国古代的大航海家,人们自然会想到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展现了明朝的强大国力,但比郑和更早的一位航海家却少有人提起。《辞海》1979年版中说:“就清中叶以前有姓名可知的中国航海家而论,其游踪之广远,汪氏当居前列。”西方学者则称他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他就是680多年前走向世界的元代杰出民间航海家汪大渊。

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约出生于元代至大四年(1311)。他从小胸怀大志,敬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司马迁。至顺元年(1330),汪大渊从泉州搭乘远洋商船首次出海,元统二年(1334)夏秋回国。至元三年(1337)到至元五年(1339)第二次出海。归国后,他把两次航海的所见所闻记录整理,写成《岛夷志略》一书。该书所记录的国家或地区名称超过220个,内容涵盖经济、人文、风俗、地理、气象等,是中外交通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彰显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无穷魅力。

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正是泉州最鲜明的特色。泉州见证了“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是承载丝路精神的“活化石”。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泉州是中华文明迈向世界的重要出发点,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烙上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深刻印记。

元朝在泉州设置市舶提举司专门负责对外贸易,可见泉州在元代港口中首屈一指的地位。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西方来华游历者,均对泉州大加颂扬。十几岁时,汪大渊就来到泉州,见到操不同语言的人们比肩继踵,看到中西货物堆积如山,见到各色船只挤满港湾。用元代人吴澄的话说,即“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正因为泉州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华景象,最终促成了汪大渊的远洋航行。

汪大渊在旅途中见到了不少泉州商人,也听说了不少他们的事迹。他曾拜访过古里地闷(今东帝汶一带),提到了“昔泉之吴宅,发舶梢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泉之吴宅”应该是泉州一个吴姓的大商人,他曾带领一百多人来古里地闷进行贸易,可见元代泉州商队规模之庞大,与贸易伙伴关系之密切。

国之相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汪大渊航海事业之所以名垂后世,是因为他以善意拜访所到的每一个地方。他不畏艰险,梯山航海,长途跋涉,游历各国,增进了与沿途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倘若说马可·波罗把中国介绍给了世界,那么汪大渊则把世界介绍给了中国。汪大渊曾访问了摩洛哥丹吉尔地区。同一时期,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远渡重洋抵达汪大渊起航的泉州,并到达了元朝的大都(今北京)。东西方两位大旅行家彼此互访对方的家乡,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话。

汪大渊每到一处,总要详细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并记载当地山川、土俗、物产、名胜。在途经沙里八丹(今印度东海岸的纳加帕蒂南)时,汪大渊见到了一座高数丈的塔,走近一看发现塔上还有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工”,原来此塔为中国人所建,因此当地人称呼此塔为“中国塔”。咸淳三年也就是1267年,汪大渊在近70年后见到塔上汉字时,“至今不磨灭焉”,实际上直到19世纪初,这座塔还屹立在大地之上呢。

汪大渊还十分留心沿途各国华侨的生活状况,这些材料都是研究华侨史不可多得的材料,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航经渤泥国(今文莱)时,他描述了华侨与当地居民亲如兄弟的情景,渤泥国人“尤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在勾栏山(今加里曼丹岛西南端的格兰岛),汪大渊得知元朝“有病卒百余人”留在此地,今与“番人丛杂而居之”。汪大渊还提到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一个姓陈的临漳人,不过据学者们考证此人应是大名鼎鼎的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至于姓陈、临漳人都是汪大渊的误解。

在汪大渊的旅途中,他明显感受到了沿途国家的人民对中国人的敬重,期盼与中国人进行贸易。文老古群岛(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居民“每岁望唐舶贩其地”,往往以一种鸡雏出壳的数目,来推断中国船只能否到来、来多少艘,要是有一只破壳的话,就会有一艘中国船到来,以此类推,这反映了当地人民期盼和欢迎中国商船前来贸易。吕宋岛加麻延、巴吉弄等地的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纪,罄其资囊,以文其身。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坐,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为何他们到泉州纹身后回到故乡会受此殊荣?因“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把到过中国的人视为无上光荣,可以想见当时中菲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早在两千多年前,汉朝就派出船队远航印度洋,开启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海上往来之门,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轫。海上丝绸之路为各国开展贸易提供了条件,也推动了不同文明在相互影响中融合演进。

汪大渊所乘坐的商船两次都满载货物回到泉州,使商人们大获其利。那么,汪大渊在两次远航中都见到了哪些货物呢?汪大渊怀着谦虚的态度,以精深的观察力,对当时各国之间的贸易作了细致调查。《岛夷志略》中所记载的“贸易之货”多达三百种以上,可谓名目繁多。他观察到中国输出的丝绸、瓷器、铁器等在各国风行一时。在马来半岛上的哥打巴鲁,当地人很需要产自中国的花碗和月琴、胡琴之类的乐器。苏州、杭州出产的五色缎最远销售到了东非的基尔瓦。元代新兴的青花瓷器,已由中国帆船运到了东非的摩加迪沙等地。

汪大渊还详细记叙了印度洋各国的物产和输入中国的商货。来自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的香料以及菲律宾苏禄岛出产的“色青白而圆”的珠子等,中国贸易商都是他们的大主顾。马来西亚柔佛东岸海中的奥尔岛,此地盛产槟榔、木棉花、椰心簟,椰心簟尤其受到中国商人的青睐。那么这种“椰心簟”是如何制作的呢?汪大渊也有记载,“番人取其椰心之嫩而白者,或素或染,织而为簟,以售唐人。其簟冬暖而夏凉,亦可贵也。”

汪大渊对沿途经过的重要港口不吝笔墨描写。甘埋里(即今伊朗霍尔木兹)是西亚地区重要的国际贸易枢纽。汪大渊曾描述了在此地见到的一种运送马匹的船,这种马船“大于商舶”,不用钉子,每艘马船都有两三层之高,“下以乳香压重,上载马数百匹”,这种马“头小尾轻,鹿身吊肚,四蹄削铁,高七尺许,日夜可行千里”。除了良马之外,汪大渊还观察到此地的其他贸易货物,“去货丁香、豆蔻、青缎、麝香、红色烧珠、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瓷瓶、铁条,以胡椒载而返”,其中可见产自苏杭的绸缎,自汉代以来,丝绸始终是受到外国人大力追捧的中国商品,“丝绸之路”可谓名副其实。

其实,货物集散之地也是文明交融之地。苏门答腊岛地处中西交通的咽喉地带,亚洲、非洲、欧洲诸国的特产大多在此集散。由中国出航到西亚、非洲的商船,均在此岛的亚齐等地过冬。在这里,不同民族的人在交流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汪大渊仅为一个布衣商人,其远航之举不是“政府行为”,而是民间自发探索域外世界之壮举,更令后人可叹可敬。汪大渊不愧为丝路精神的实践者。如今,人类社会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拥有悠久历史的丝绸之路亦旧貌换新颜。“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我们应当大力秉承伟大的丝路精神,与沿线各国人民增进合作、增厚友谊、增添和谐,让中国梦与沿线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互衔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一道续写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璀璨篇章。(戴和杰 何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