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端下载|加入收藏|设为首页
你的位置:首 页廉政广角鉴史问廉 》正文

谢觉哉家风:做人民的勤务员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发布时间:2017-05-09 06:52 分享

他在一封家书中告诫孩子们: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帮助广大人民过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

被誉为“延安五老”的谢觉哉,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曾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谢觉哉育有多名子女,他常常对子女们说:“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在他的身体力行和严格要求下,谢家形成了严于律己、勤劳本分的优良家风。

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化

谢觉哉1884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1905年考中晚清秀才。早在青少年时代,谢觉哉便对家乡豪绅们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毅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时期,谢觉哉与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和何叔衡被称为“苏区五老”。延安时期,又与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和吴玉章被誉为“延安五老”。

谢觉哉一生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化。他曾经说过,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就要为了群众。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也还是为了群众。延安时期谢觉哉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但他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学员对待。他跟学员同吃一锅饭,同坐一块石头学功课。管理员见他身体虚弱特地炒了一点油菜送他补养身子,他却转送给生了孩子缺奶的女同志。进城后他担任内务部部长,当时机关的房子十分陈旧,有人主张改建或大修。他说:“房子只要不塌、不漏就可以住人,维修一下就可以了。”有人提出盖办公大楼,他说:“只要我在内务部,你们就别想盖大楼。”

1964年4月27日是谢觉哉八十寿辰。他在湖南老家的儿子们早早就商议要给老人家祝寿,因为谢觉哉自1927年“马日事变”离乡40年,家人从没有给他祝过寿,晚辈们给谢觉哉写信希望得到他的同意。不久,谢觉哉亲笔给孩子们回了信,写道:“我今年,明年都要‘躲生’。躲到哪里去?反正交通便利,准备在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把生日过去。但决定不来长沙。为什么要躲?一、党中央早就有规定,不准做生,也没有人做过生。最近还批评某某下级为父母做生的事。二、人的生日,一年一度,是寻常的事。三、不合增产节约的规定。四、老人的喜欢是后一辈工作做得好,尤其是地方工作做得好,而不在乎什么庆祝。”

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革命家坚定的党性原则,使亲属们受到深刻教育,于是,大家放弃了去京祝寿的念头。八十大寿那天,谢觉哉在扬州考察工作。这天他未告知当地的同志,上午轻车简从视察了一个村镇,和农民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晚上,他在日记中写了一首《生日在扬州》的诗抒怀。后来,谢觉哉把这首诗抄寄给了故乡的儿孙们。

干部子女不能借助长辈的权势

谢觉哉对于封建社会的官,从来都是深恶痛绝。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谋求个人私利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湖南老家务农的子女、亲属想凭着谢觉哉的“官位”到北京来找个工作、谋个前程。但谢觉哉并未让他们如愿。1950年1月,他在给家乡两个儿子的信中写道:“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有诗一首: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焦官”在湖南方言中意为不挣钱的官,周老官是谢觉哉同村的一位老雇农,在乡村以勤恳老实闻名。谢觉哉在信中自比周老官,无疑是在告知子女,他做的官是新社会的“勤务兵”,而不是封建社会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旧官僚。

谢觉哉不徇私并且以身作则,对子女言传身教,希望子女们明白“居新社会学新本事”才能立足,而不是借助长辈的权势。但宁乡家人众多,未必人人都能领会谢觉哉的想法。

1953年10月,谢觉哉又写了一封给两个儿子的家书,批评这种找关系、走后门的作风:“读书是好的,但读书为着更加善于劳动生产,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大学毕业,都要从事劳动生产,虽然劳动的方法不是一样,不劳动想吃饭的路,已经堵塞了。你们以为我这里总可以找到饭吃,我这里不是劳动生产机关。”谢觉哉在信中强调“求学做工要靠自己”“父母管不了许多”,同时希望在家乡的孩子们能够多从事劳动生产,尤其是在农事上多用心。他反复教育儿孙、亲友们要安心农村生产,学习新知识,跟上新时代,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不是依靠父母找个闲差度日。

共产党人的亲属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

谢觉哉在宁乡老家曾育有四男三女(一子早夭)。1937年9月在甘肃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与王定国结为伉俪,育有五男二女。他还长年抚养亲友们的多名子女。

谢觉哉告诫孩子们,作为共产党人的亲属应该“工作在先享受在后”。50年代,他经常利用周末时间为孩子们集体上课,忆苦思甜。他让夫人王定国讲述做童养媳的经历,他自己讲离开家乡投身革命的经历,讲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岁月。为让孩子们得到锻炼,他把院子里的一块空地利用起来,一有空就带着孩子们翻地,种菜,养猪。

在1962年3月写给众儿女的一封家书中,谢觉哉对孩子们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看过去、看别人;二是要自己动手;三是对人宽、对己刻;四是爱惜东西。怎样“看过去”,他说:我们吃的,尚不大好,但已比过去好。我的老家是地主,吃得饱但并不那么吃得好。至于你妈妈的老家,靠替人家推磨,靠做小生意,靠捡人家红薯,土里遗下的小红薯,有一顿,没一顿……你们应知道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房子住。如何“看别人”呢?他又说,北京的生活,你们是看到了的: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间房屋里,农村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北京市居民也只分到四两油。鸡蛋、肉是很难买到。谢觉哉想让孩子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明白知足常乐的道理。同时他又坚定地讲道:“我们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帮助广大人民过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

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是迄今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也是中宣部、中组部等部门评定的全国“双百”人物。王定国受谢觉哉影响颇深,同样对家人严苛、对群众热情。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去世,按规定遗属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讲:“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退掉了秘书和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她还把所有的孩子召集到身边说:“以后你们的事情我一概不管,你们的下一代我一个不带。”王定国所说的“不管”“不带”,是希望子孙们个个都能自强自立,不给党和国家添任何麻烦。她为很多人写过推荐信,却从来没有在儿子谢飘考学、当兵、提干、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他说过一句话。

谢家子女不止一次地感谢父亲把一家人引向“平稳的航道”。谢觉哉与王定国的三子谢飞是著名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他导演的电影《湘女萧萧》《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等多次在国内外获奖。除了电影,他还执导了电视专题片《银幕上的新中国故事》、电视剧《日出》等,都颇具影响力。其他子女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默默耕耘,不借助长辈的权势,不搞特殊化,他们退休时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七子谢亚旭曾专门撰文,写道:“家对我父母来说,是一个大家。虽然我们与父亲聚少离多,但这个家,父母以身作则的教育却让孩子们受益终身,并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王德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