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汉”本色是书生
“陇上铁汉”安维峻是秦安晚清历史上最响亮的一个名字，关于他的许多典故和事迹，县内的许多乡野妇孺至今耳熟能详。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软弱腐败的清政府摇摇欲坠，外国列强虎视眈眈，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北洋海军一败涂地，全军覆没，标志着经营30多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清廷内部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占了上风，一味割地赔款，屈辱投降。举国上下一片失望，群情激愤。在此内忧外患之际，来自偏远秦安、出身寒微的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犯颜上疏《请诛李鸿章疏》，其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其亲信李鸿章，打破了当时沉闷凝滞的政治空气，振动朝野。被时人誉为“铁汉”。
他在任福建道监察御史的14个月中共上的60多道奏疏，其中直接指名道姓参劾的大小官员达百余人次，而且大多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达官宠幸。在当时政治腐败、当政者昏庸无能，权臣显贵盘根错节的情况下，每触动一人均有被革职、查办、杀头、满门抄斩的危险。时人伏羌王权在《谏垣存稿序》中言：“时海疆事棘，当路媕婀养乱，台谏莫敢一言，晓峰历劾其罪状，疏出，读者皆为缩颈。”他多篇奏折后均有“冒死直言”句，可见他早就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篇篇都充满着忧国忧民之情，对贪官污吏腐败无能的憎恨溢于言表，愤怒之极。其刚正不阿、疾恶如仇、不畏权贵、恪于职守、为民请命的精神永远为后世当政者树立了楷模，也是故里秦安的骄傲。
可是对这一历史人物，学术界和故里秦安所做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岁月流逝，沧海桑田，今天我们从所剩无几的史料、文献中仍然可以窥见其交友为人和治学育人中所体现的高洁品质。
安维峻自幼家贫，但少有大志，“性孝友，终身作孺子慕，先后居京师，力绝奔競纷华之习。在刑部、翰林时，公余静坐，惟择名士之有道者，杯酒论文。”（任承允《安公晓峰墓志铭》）所与结交者皆名士直臣。他开始受业的巨谭、高震即为地方名流。招入署中、讲经论史的其时县令程履丰，“面加激励，语以殿试墨法”的陇右分巡使者董文涣，皆为当时宿儒名士。后来在他人生转折点上遇到的吴可读、阎文介、左宗棠诸人都为清室忠良直臣。谭继洵、徐颂阁、刘景臣等都在他生活和求学过程中给予热忱的帮助。在京师供职其间，与徐仲文、李有棻、滕玉堂、冯芷生、龚凤骞、周同候、陈芸史等饱学才俊之士相与甚密。
安维峻爱憎分明，在他任御史期间，对忠诚良将，骨鲠正直之士赤诚敬仰，视如知已，以其言官的职务极力保举。当他犯颜直谏，劾凑李鸿章，得罪西太后而谪戍军台之际，京都人士无论是否相识，扶助唁慰者络绎不绝。临行时，生平知交在松筠菴集会为其饯行，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手刻“陇上铁汉”四字印章以赠；文仲恭先生作《柳桥送别图》，并题以《满江红》词；王少霞、徐怀章等人作诗吟赋相送。出城时,为他饯行送别者，“车马塞途，一时气谊洵堪千古矣。”（任承允《安公晓峰墓志铭》）甘肃赴京参加会试的侯乙青、李叔坚及京城义侠王子斌亲自护送安维峻至张家口。李叔坚在《送安晓峰先生出塞》诗中赞道：“己拼一死答君亲，补牍重看泪转新。训政由来遵圣母，狂言何意有孤臣。”
安维峻以人格风范、才识学问名重于时，“左文襄、阎文介器以国士，自余公卿闻风倾倒。”（任承允《安公晓峰墓志铭》）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甘肃乡试与陕西分闱，是年八月初六日在省城兰州举行乡试。左宗棠对当时就读于兰山书院的安维峻非常赏识，乡试结束，安维峻为榜首解元。左宗棠在《答吴清卿学使》的书信中说：“榜首安生，文行均美……闱中秋宵，尝倚仗桥边，忽仰视而言：‘若此生得元，亦不负此举’……写榜日，两主试先以闱墨见示，掀髯一笑，乃如四十年前获隽之乐……觉度陇以来无此兴致也。” 安世忠在为其祖父安维峻所作《行状》中说：“左文襄公以文章事功，傲睨古今，独以闭户读书，”但和安维峻“函札往还无虚岁，亲切异常。”光绪六年（1880年）八月，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的安维峻归家面母，冬间，听说左宗棠凯旋，专程入关晋省，共处之时，痛切讲述地方政事之弊，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四日，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的安维峻，出闱后闻左公辞世，在湖广会馆做文致祭，声泪俱下，平生“知已之感，有余恸焉。”阎文介为晚清时一代名臣，当时在朝邑为相国，掌握朝政，亲戚朋友都难得一见，可对安维峻待以国士之礼，常与之朝夕相谈，斟酌军国政要，亲如手足。
光绪元年（1975年），时任七品小京官的安维峻，听说京中旧识吴可读先生讲主兰山书院，因而前往问业，有师生之谊。光绪四年（1878年），吴可读起用入京，寓南下窪高庙子，避客习静，独喜与安维峻“盘桓论文终日”。同治帝崩，吴可读随护其棺材至蓟州，当时，西太后专政，朝中大臣都不敢言奏为同治立嗣之事。吴可读以死尸谏，草疏呈请代奏。苏州吏部堂官想毁其所留遗折，在安维峻的力争之下，使遗折得以上达朝廷，朝廷对吴以“孤忠可悯”议恤。安维峻与心性相通，意气相投师友之间的赤诚和义气由此可见一斑。
安维峻一生清贫，常常缺米断炊，但他安贫守廉，做官不谋肥缺，不计私利，不慕权贵，“李相欲强婚，张相欲迫见，皆拒焉。”“既官御史，讲求天下大计，知无不言，”兢兢业业，以天下苍生为念。坚持了一个正直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操守，其人格魅力令人叹服。
安维峻一生大多时间以课书育人为业，赖以维持生计。“为学崇朴实，尚践履，不喜为辩博。其教士亦然，故所成就多大器。”（任承允《安公晓峰墓志铭》）光绪七年（1881年），陕西学政樊介轩聘主讲味经书院，开课两年，院中士人一时极盛，王慎猷、张元潹始破天荒登甲科；光绪十三年（1887年）夏，因家中经济无以为继，归家设帐授书；光绪十八年（1892年）主讲五原书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谪发军台时，主讲抡才书院；1904年到1905年，主讲南安书院；1906年设塾于村南关帝庙，两年中成就甚众。1910年，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提倡国学，其时著《四书讲义》4卷，1911年九月，时局动荡，辞职离京。退隐柏崖后的民国4年，时年60岁的安维峻尚在老家神明川创办学校，取名为“逸圃”，教授子孙，并招收附近三村的儿童入学。
安维峻在治学上，除经史子集而外，于天文地理、兵战以及农田水利、阴阳青鸟、医卜莫不涉猎。光绪三十三年夏 , 在兰州主持总纂《甘肃新通志》105卷、80册、300余万言 , 现已成为研究甘肃历史的珍贵参考文献。著有《四书讲义》、《谏垣存稿》、《望云山房诗集》、《望云山房文集》、《诗文杂集》等。晚年读《二南》《国风》，独有心得，为前人所未及。欲注《诗经》及《孟子》,惜未成书。
安维峻书法造诣也很精深，其所作书皆正楷，端谨正直如其人，所独创的鹅头挑楷书独为一体。其手迹遍布全县各地，名胜古迹处多有其所作楹联匾额，已成为县内重要的文化风景。
安维峻是个传统的封建士人，清室忠臣，在社会急剧变改的乱世之中，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极其艰难地践行着传统儒家理想。生在腐败没落的满清时代是他的不幸。大厦倾覆，回天无力，他激浊扬清的努力都化为徒劳和乌有。纵观其一生，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但他“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书生本性和济世安民的理想从未改变。即使在退隐柏崖，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晚年生涯中，仍然组织村民“修堡砦，拒悍匪，兴水利”，补刊《鸟鼠山人集》缺版，为当地人排解官司纠纷……为故乡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在他求学仕进和与官场腐败投降势力的斗争的生涯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正直无畏、敢于斗争、不顾个人私利的“铁汉”形象，其精神世界中，传承着中国传统儒生积极用世、心忧天下、为民请命的文化血脉。我们可以婉惜他不能审视政治变革的敏锐性，但永远无法否定他身上闪耀着的优秀传统文人的人格光芒。（李雁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