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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路遥这封信,你会明白“平凡”的伟大

路遥,本名王卫国,出生于陕北榆林清涧县,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人生》等。在《人生》发表后,路遥的人生突然变得“戏剧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这种变化的看法:

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

——路遥写给弟弟王天乐

(1991年冬)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你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

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要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

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动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

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岁的中篇处女作已经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两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

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黑夜,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后来听说的)。

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比眼前这种浮华的喧嚣更让人向往吗?是的,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命感,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


路遥的《人生》在全国获奖了,但他到北京领奖的路费还是四弟王天乐(当时《陕西日报》记者)给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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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右)在陕北农村走访

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还债。王天乐曾经回忆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情景:“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去领奖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这样的生活确实有些“戏剧化”。

虽然在信的结尾,路遥问出了“那么,我该怎么办”,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有了答案,并且马上投入了新一轮的思考与创作中。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路遥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发改革先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