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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清芬世守 盛德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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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人,晚清中兴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入翰林院,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卒谥“文正”。论学主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遗稿经后人编为《曾文正公文集》。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标本式人物,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以忠谋政,一生奉行“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曾国藩亦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之一,他倡导洋务运动,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建立了第一家新型工厂“江南制造总局”,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生前身后,备受推崇。

曾氏家训

曾国藩祖父曾星冈少时纨绔,因有长辈讥讽他会是“败家子”而幡然醒悟,自此讲求农事,并提出“治家八诀”,即“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奠定了曾氏家族耕读孝友的家风。

曾国藩作为家中长子,尤其重视对诸弟及子侄的教育。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曾国藩观察到“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于是在祖父“治家八诀”的基础上扩充和发展,形成“八本家训”: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但曾氏家训流传最广的还是曾国藩写给诸弟及子侄的家书。曾国藩家书以儒学思想为核心,融汇众家之精要,传承发扬耕读家风,内容包括修身养性﹑读书治学、为人处世﹑交友识人﹑持家教子﹑治军从政等,其行文在日常琐事中寓见识,在平凡朴实中见真情,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家书后经李瀚章、李鸿章编校、刊印,广为流传。

曾氏家风习习,其后辈不仅用心传承,并且顺应潮流有新的发展。曾国藩儿媳妇、曾纪鸿夫人郭筠秉承先人遗训,勤俭治家,手书《曾富厚堂日程》告诫子孙不染纨绔习气,力求自立自强,并要求子孙天天做到,时时遵守。

“清芬世守,盛德日新”,曾氏后人谨守家训,传承家风,贤才辈出。曾国藩治家教子的理念与实践,更是被社会大众所推崇和效仿,成为中国传统家教的范本。

130多年前,《曾文正公家书》问世,被读书人奉为治家宝典。

30年前,《曾国藩全集》出版,曾国藩又一次受到广泛关注。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对久负盛名的曾国藩家规产生了兴趣,比如“八诀”和“八本”。那么,“八诀”“八本”是如何形成的?对曾氏后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当下又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呢? 

曾国藩,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乳名宽一,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晚清中兴名臣,湘军统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

毛泽东青年时代细读过《曾文正公家书》,并由衷赞叹:“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韶山毛泽东遗物馆至今还保存了四本他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每本封面都有他当年的签名——“詠芝珍藏”。 

“八诀”家规

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高嵋山下的白玉堂,是曾国藩的诞生地。大厅门联“居室以勤俭为本,力田与孝弟同科”,正堂神龛对联“敬祖宗一炷清香,必恭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历历在目,彰显着曾氏耕读孝友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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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出生地•白玉堂

曾氏的家规,起源于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据《大界墓表》载,星冈公年轻时,染上纨绔之习,飙马成瘾,性情懒惰,“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致使玩物丧志,学业荒芜。长辈们讥讽他是浮薄浪儿,将成为“败家子”。一语刺痛浪子心,星冈公从此“立起自责”,悔过自新,“终身未明而起”,开山垦荒,凿石决壤,连通成片十数畛,成为立家基业。并且,他还总结出“八字三不信”治家口诀,成为曾氏家族的传家宝。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孝子。星冈公一声咳嗽,他会应声而至;一句呵斥,他皆躬身聆听。并且,拟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令曾国藩书挂于堂中,以示共勉传承。

曾麟书是曾氏几百年来的第一个秀才,考了十七次,四十三岁才考中秀才。为了望子成龙,他在白玉堂旁边创办私塾——利见斋,曾国藩在这里读书到十多岁。

在祖父耕读治家之道和父亲孝顺苦学精神的熏陶下,28岁的曾国藩终于金榜题名进入翰林之列。全家高兴之时,星冈公却是冷静如常告诉家人:“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进京前,毕恭毕敬向祖父请示:“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语重心长地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尔若不傲,便好全了。”曾麟书也告诫儿子,要“公而忘私,国而忘家”。

曾国藩做官30多年,位极人臣,但他常常教育兄弟子侄,要牢记一辈子在家务农的祖父定下来的家规,那就是:“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

“八本”家训

富厚堂是曾国藩的故居,大气而不显豪华,简朴而不失庄重。

“富厚”二字出自《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中的“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或亡子孙”一语,既取富裕厚足之愿景,更含曾国藩“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之警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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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厚堂正宅大门

“富厚堂”的门匾,为曾国藩所题。两边的对联“清芬世守,盛德日新”是曾纪泽为纪念父亲曾国藩所书,意思是:清廉品格世代遵守,崇高美德弘扬光大。

富厚堂的正宅是八本堂 ,取自曾国藩的“八本家训”,被世人称为“家训第一堂”。

曾国藩久经宦海,看过多少上下同僚的浮沉兴衰,警觉“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于是,在自己权位越来越高的过程当中,把祖父治家“八诀”从小家扩展到国家,逐渐形成了更加丰富的“八本三致祥”家规体系。

 “八本”,即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用最通俗的语言,诠释了治学治家治国的精髓。

“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他认为,孝顺父母、勤劳节俭、宽厚待人,是能够为家族带来祥瑞并且必须遵循的品行。

富厚堂内还有两块牌匾也是曾国藩亲笔手书的,一块是“肃雍和鸣”,出自《诗经》“肃雍和鸣,先祖是听”。“肃”是恭敬,“雍”即温和,他希望家人在和谐的声音中生活相处。另一块是“笃亲锡祜”,意思是忠实善待亲戚长辈,上天就会赐福于你。字里行间,渗透着曾国藩“和睦、孝敬是福”的家训理念。

兴建富厚堂时花费七千吊钱,曾国藩深为骇叹有何颜面见人。这时,他已是诏封“太子太保”,加封“一等毅勇侯”。七千串钱不足他一年养廉银的四分之一,骇叹奢侈,匠心可鉴。 

曾国藩一生严于律己。他说,我从30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子荫父职为羞愧!居官期间,他身上的一衣一袜,都是夫人、儿媳妇或女儿亲手缝制的。30岁生日那天,家人帮他缝制了一件青缎马褂,却舍不得穿,只有节庆日或过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服,在他弥留之际还像新的一样。

千封家书

《曾文正公家书》成书于清光绪五年,近1500封,分为修身篇、劝学篇、治家篇、理财篇、交友篇、为政篇及用人篇等部分,涉及为人处世﹑交友识人﹑持家教子﹑治军从政等内容,集中反映了他一生治家、治学、治军、为政的主要思想,高度展现了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毕生追求。

曾国藩一生以圣贤为榜样,曾经写下“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对联以铭心志,时时刻刻用“慎独”来反省自律,坚持“笃实”做事、“坚忍”做人的为人处世准则。他不仅身体力行,还经常在家书中告诫弟弟们:“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至于坚忍功夫,曾国藩可算修炼到了极点。他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苶然自馁也”。

曾国藩鹤立翰林之时,更是以清廉自律而闻名于世。他给弟弟的信中这样自勉和告诫:“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诒之福自我一人享尽,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

1864年8月,曾国藩已是一等侯爵,他16岁的儿子曾纪鸿去长沙参加乡试。当时的科举考试,递条子、打招呼、开后门的现象较多。曾国藩怕儿子误入歧途,在开考前写信给曾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考完发榜之前,曾国藩又写信告诫儿子:“断不可送条子。”这次乡试,曾纪鸿榜上无名,以后多次应试,仅得一个“胜录附贡生”。曾纪鸿始终未借父亲之名拉过关系,曾国藩也没给主考官打过任何招呼,实在难能可贵。

1860年,曾国藩授两江总督,驻防祁门,指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事,权倾天下。属下的两位县令马上送来了三件稀世之作:著名书法家刘墉、翁方纲临摹的《兰亭集序》、北宋淳化祖本《王右军帖》、赵孟頫次子赵雍的“飞白竹”画,价值连城。曾国藩是识货之人,大饱眼福,惊为“祁门三宝”。送礼的七品县令以为二品总督大人肯定笑纳,没想到曾国藩以“世间尤物不敢妄取”而原物退还。这是他“居官以不要钱为本”的一个生动典型。

曾国藩始终对家族的繁荣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要求子孙勤俭持家,努力治学,睦邻友好,修身立德。他在家书中写道,“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诸弟在家,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他常对子女说,只要有学问,就不怕没饭吃。

1872年农历二月初四,一代尊儒曾国藩溘然长逝,留给子孙后代的,只有那一楼藏书、一套家书和一篇寄托着“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希冀的遗嘱。

十代书香

富厚堂的建筑风格,仿泮宫式样而设计。“泮宫”,在周代是诸侯之学宫。当然,富厚堂真正体现“泮宫”特色的还是藏书楼。

曾国藩曾经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子孙,唯书籍尚思添买。”富厚堂内的四座藏书楼,是几代主人吮吸东西文化的象征,并且哺育出了一个人才辈出的名门望族。对于曾氏后人来说,最神圣的事情莫过于上书楼看书、读书、抄书,他们称这里是“曾家人的精神中心”。

思云馆是富厚堂中曾国藩最早的藏书楼。1857年,父亲曾麟书去世,他回家居丧之时亲自营建了这座思云馆,并居住其间“望云思亲”“恪守礼庐”“读礼山中”,还题写了楹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静;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以自勉。思云馆既是曾国藩精藏图书的地方,辟有“三经三史三子三集三实之室”,更是他饱受挫折后反省悟道、东山再起的新生之地。复出后,他以“柔道”而行之,从此在仕途上渐入佳境。

曾国藩的功成名就,为曾氏家族带来了鼎盛,但他始终认为“不可忘寒士家风”,尤其最担心子侄后辈流于骄奢淫逸,丢弃勤俭家风。

他教育儿子“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鼓励儿辈们多读有用之书,多做实用学问,甚至包括学习西方文化。曾国藩曾经请来江南制造局的两位传教士兼翻译史迪文森和傅兰雅,为两个儿子指点学习英文,这在当时真是破天荒的举动。

当然,让曾氏家规更富有生命力的,还在于代代传承,并且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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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富厚堂日程》

曾纪鸿夫人郭筠是曾国藩同榜进士郭沛霖之女。在公公曾国藩、婆婆欧阳夫人、丈夫曾纪鸿、夫兄曾纪泽相继去世后,她成为富厚堂的主人,亲手订立了《曾富厚堂日程》教育后代,提出:子孙不论男女皆应习一样手艺;皆应有独自出远门之才识;皆应知俭朴;皆应侠义性成;皆应抱至公无私心肠。以此告诫子孙不染纨绔习气,力求自立自强,并要求子孙天天做到,时时遵守。

郭筠对曾国藩家教思想体系的重大贡献,不仅是摒弃了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的传统观念,赋予了家中女性与男子平等的受教育权;而且还拓展了家教的影响范围,“一乡风化,则强国之根基于此”,把家教的内涵上升到了乡风纯正、强国固根的层面。

与郭筠同辈的刘鉴,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的次子曾纪官的夫人,其祖父是大学士刘权之。她于1908年专门制定了《曾氏女训》10章124课,包括女范10课、妇职18课、母教56课、家政40课。由于其教子有方,曾氏族人在她生日时送给了她“传家有训”的金字牌匾。

曾氏家风浸润,后裔人才辈出。曾国藩一共有三个儿子六个女儿,长子和第五女不幸夭折;次子曾纪泽是著名外交家;小儿子曾纪鸿是著名数学家;孙辈曾广钧是曾家的第二个进士,23岁入翰林院;孙女曾广珊是著名女诗人;直系第四代、第五代,大多是学术、科技、文化领域的精英。他弟弟们的后人中也涌现了诸多人才,有著名化学家曾昭抡、著名考古学家曾昭燏、著名革命家曾宪植、著名画家曾厚熙等。两百多年来,曾氏后裔有成就的多达200余人。有人做过统计,从曾国藩的父亲以下到科举制度废除期间,曾氏一门共出过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二十多个。实行新式教育之后,后裔大多是大学毕业或留学外国。

古人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今天也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然而,曾国藩家族延续十代,至今都没有出过一个“败家子”,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家族史上的奇观。那秘密究竟何在呢?当年处于人生最高峰的曾国藩,在给四弟曾国潢的家信中揭晓了答案:“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

如今,“耕读天下,富厚日新”的耕读家风,在曾国藩故里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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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长篇小说《曾国藩》作者 唐浩明

  曾国藩曾言,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能传到二代三代的很少。怀揣着对官宦之家的深重忧虑,曾国藩将孝友、勤俭、读书、睦邻的治家理念寓于细微琐碎的日常生活里,寄托在家书的字里行间中。曾国藩本人虽官至高位却在家书里直言,“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曾氏家规家风的关键就在“读书明理之君子”这七个字上。在曾国藩看来,君子是具有好品性的人,与财富、地位、权力无关。曾国藩不期盼子孙做大官,做出人头地者,他只希望子孙能通过读书明理这个途径做品性良好的人,领悟为人处世的道理。如果子孙都这样做了,良好的家风就一定可以延续下去。这与中华民族流传甚广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中所蕴含的道理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摘编自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和《中国家规》